20年前，著名作家、戏剧家、人文学者余秋雨先生来到都江堰，他在感叹都江堰润泽千年而不居功自傲的同时，深情地写下了一句话“它（指都江堰）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与之不谋而合的是，20年后，2006年第四期《中国科学探险》杂志将该期的四川都江堰专辑命名为“都江堰灌溉中国”。
余秋雨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散文大家、戏剧家、美学家和人文学者之一，所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国文学史》等在中国文化史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中国科学探险》是目前与《中国国家地理》、《文明》等齐名，影响最大的人文地理类杂志之一。而他们都相继提出了“都江堰灌溉中国”这一命题。人们不仅要问：一个灌溉面积为1000多万亩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为什么能灌溉中国？
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加论析。
在论述之前，有必要对“灌溉”一词的含义稍加分析：此处的“灌溉”不仅是指江水对大地的浇灌，对万物的滋润，而更为广泛的含义是一条河流所产生与繁衍的文明对这片流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浸润和泽被。因为岷江流经过都江堰之后，一江碧水就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是自然之河，它灌溉农事，泽被大地。一条是文化之河，它积淀历史，涵养文化，滋润巴蜀文明。
同时，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是都江堰市区域内的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它是一个系统水利工程，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这三大工程只不过是它的渠首工程，是它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如果用占地面积来比较的话，它占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面积不到万分之一（当然渠首的作用也至关重要的）。都江堰除了渠首工程之外，还有内江总干渠、江安河、杨柳河、牧马山灌渠、走马河、徐堰河、清水河、沱江河、府河、东风渠总干渠、毗河、柏条河、蒲阳河、青白江、人民渠、黑石河、沙沟河、三合堰、西河、通济堰等19条渠系， 37条干渠、总长达3550公里的分干渠60条；还有灌溉面积在万亩以上的支渠272条，总长达3627公里，灌溉面积在千亩至万亩的斗渠2848条，总长达11847公里，灌溉面积在千亩以下的农渠34868条，总长23172公里……涉及幅员面积达21700平方公里。四川的很多地方都渗透着都江堰的水系。因此，文中论述时将反复提到的不仅是都江堰，还有四川，我们是把都江堰放大到四川这样一个地域范围内来谈论的，因为在四川很少有地方没有受到都江堰的恩惠，何况，整个“天府之国”都是由都江堰所造就的。
一、 都江堰是解读中华文明的钥匙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正流，而长江文明只是中华文明的亚文化。但是随着河姆渡、三星堆、金沙等一系列遗址的发掘，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长江和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两大源头之一。而以都江堰为中心的江源文明则是长江文明的源头。
在明以前，岷江一直被作为长江的源头与正流，号称“大江”。
明崇祯十二年（1640），明代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横穿云南，对金沙江、澜沧江、丽江等诸水流实地调查勘测，弄清了岷江以西还有雅砻江和金沙江比岷江更长，写成《溯江纪源考》和《盘江考》，详细论证长江和盘江的水源，认定金沙江为长江的源头。
从地理学意义上说，金沙江是长江之源无可非议。
但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说，岷江才是长江之源，岷江位于长江上游，岷江是蜀中人民的母亲河，生命线，江水冲击形成了成都平原，孕育了蜀中文明，又因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造就了“天府之国“。北方的草原文化沿江而下，南方的荆楚文化溯江而上，在都江堰产生了融汇和碰撞，加之这里丰美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积淀和频繁的人文活动形成了岷江流域文明——“江源文明“，而以都江堰为中心的都江流域文明则是江源文明的灵魂之所在。江源文明为蜀人最早开发的文化，创造了独有的治水方式、体系、体念和理论，形成了“上善若水”，尊重自然的精神，开创的“东别为沱”经验贯穿古今。
江源文明成为蜀国早期城市文明的摇篮，古代蜀国依靠这一文化，创造了辉煌的长江上游文明，使成都成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
都江堰的水文化、水文明不仅仅是世界水利史上的明珠，劳动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具有孕育和发展文明的深厚意义，清流千里的都江堰不仅是成都城市发展的摇篮，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而且还是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原动力。渠首工程之后的都江堰大型水利体系呈扇形向东展开，就形成了今天以成都为代表的锦江文明。因此，以都江堰水文化为主要内涵的“江源文明”对西蜀文明、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以，著名作家余秋雨在谈到都江堰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时，它认为：“都江堰是解读中华文明的钥匙！”这是对都江堰非常精到而准确的评价。
缺少了都江堰这个长江文明的原动力，江源文明和长江文明不可能有今天这样辉煌灿烂，中华文明也会缺乏长江文明的重要支撑而因之黯然失色。
二、 都江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夏商周等名义上的统一，但却并没有形成实际意义上的统一民族和国家，真正的统一国家，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奠定了统一国家的基础，他创立的许多制度，在几千年中，仍然为后人所沿用。秦朝之所以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这里面还有都江堰的汗马功劳。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兵伐蜀，浩荡的大军以势如破竹之势将巴国与蜀国纳入了秦的版图。于是，秦国把以楚国为主要对象的统一全国的战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战争需要储备大量的物资作保障，为此，非常重视生产的丞相范睢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成都平原。在人们对地理知识尚不能完全认识的时代，岷江一直作为长江大主流，楚国位于长江中游，因此位于长江上游的蜀自然成为秦国的战略后方。范睢将发展蜀郡的经济提上了重要日程，于是，他向秦昭王推荐了聪明正直、德才兼备的李冰，接替张若为蜀郡太守。
秦昭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秦昭王的一纸任命改写了那个时代的格局，改写了那个时代乃至当代蜀地人民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因为他下了一道任命李冰担任蜀郡守的诏书，一个关心民众的官员有了一份实现自己理想与抱负的权力，对李冰、对国家、对人民来说都是一种幸运与幸福。
公元前274年，李冰开始着手修建都江堰。他率领数以万计的民工前后用了18年时间，到公元前256年，完成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建成后的15年间，凭借它的滋润与灌溉，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四川迅速成为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都江堰的建成一方面除了引水灌溉农田，更重要的是为了行舟，当时的川西水路航运已经可以直达长江中下游的江陵。李冰还开凿了第一口盐井，四川的盐业迅速崛起，其它以铁为主的冶金业，用于建筑的丹砂业也迅猛发展，从公元前230年开始，有10万秦国人迁往蜀地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垦广袤的平原，囤积的粮食使蜀郡成为当时秦国最大的粮仓。四川的粮食、盐、铁及其它丰富的物质资源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秦国的国都咸阳，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此外，四川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还可以不断地输出军士和民工为秦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秦国因为有了蜀郡这样一个富庶的战略后方，国力与日俱增，成为当时中国疆土上最强大的王国。秦王政六年（前241），秦在今陕西临潼东北与赵、楚、魏、燕、韩五国进行了生死决战，凭借四川坚实的后备，秦大获全胜。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予之地为黔中郡”，并在两年后统一了全国。秦国正是因为有了四川作政治与经济的后盾，所以在七国之战中才能“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国而统一天下”，自公元前476年进入战国时期起，各诸侯国经过250多年的纷争，终于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秦王朝。战争结束时，骄傲的君臣们不得不承认，没有蜀郡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援，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蜀郡的后援，真正的幕后英雄，正是那一座雄踞江源的都江堰。
秦兼并了六国，结束了战国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法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在经济上秦始皇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以秦国的圆形方孔钱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了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秦统一南方和东南，派遣数十万内地人民到南方去戍守，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南方，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实现了民族融合。在开发南方边地的过程中，秦始皇不仅修通了道路，还开凿了灵渠，使长江水系同珠江水系连结起来，对中原地区同南方、西南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对匈奴、越族的战争后，秦的疆域空前辽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这个广大地区内居住着各族人民，由于统一在一个国家政权之下，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增强了，并解除了各民族之间的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的统一就成为了一种传统。
秦统一中国的意义非常深远，这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影响。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继此之后，汉代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其影响的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
而秦统一中国的莫大荣耀与水利工程都江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没有都江堰造就的天府之国，秦就没有坚实的后备，秦灭六国的时间至少要延迟近百年，这将影响国家建设的进程。
三、都江堰是创立道教的物质温床
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本土文化之集大成者，被推为中国国教。对于道教文化，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认为：“中国文化的根砥是道教”，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认为：“对中国古代科技贡献最大的是道教”。它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科技、文学与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和重要意义。而道教的产生与都江堰有着非常深刻的关系。
公元前256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几十年后，造就了殷实富饶的天府之国。公元143年，109岁的张陵来到青城山。在这之前，张陵曾漫游天下名山，寻找创建道教的基地，并先后在天目山讲授老子，在北邙山隐居修道，在云锦山炼外丹黄白术，但他最终将创建道教的基地选择在了青城山。
张陵之所以选择在四川创建道教，除了青城山风景秀丽，是上古神仙眼中的洞天福地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四川已经是，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因为入教者必须交纳五斗米，时称“五斗米教”。当时四川以外的很多地方贫穷落后，民不聊生，不要说交五斗米，很多人连温饱都不能解决，又哪里有物质（五斗米）与精神（思想基础）来入教？而对当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四川人民来说，很容易接受，于是入教者蜂拥而来。张陵后来又建立了以巴蜀为中心的二十四治，标志着道教创教的成功，被称为天师道。
以后，其它地方才相继创立了道教的其它派别。中国道教在东汉时太平道因“黄巾起义”失败受到严重打击转入传教低潮，干家道和李家道都是家庭道，影响范围与影响力都很小，只有张陵在青城山创建的天师道自创教以来道脉不断，影响及东南亚和一些西方国家，成为中国传统宗教。
中国道教创建后，对中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的深远影响涉及政治、哲学、科技、文化和民俗。道教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就是都江堰对中国几千年来政治、哲学、科技、文化和民俗的灌溉。
1、对政治的影响，从张陵之孙张鲁开始，道教就开始推行政教合一，张鲁曾据汉中三十年之久。魏晋时期，从民间方士到豪门士大夫谈玄论道的风气日趋盛行。南北朝时期，道教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将人间封建等级制度移植于幻想的神仙世界，开始用道教神权来加强封建政权的统治。隋唐时代，道教一跃成为中国国教，举国上下莫不以尊道而自豪，时人李白、孙思邈、陆羽、杜光庭等皆是名闻天下的有道之士，连唐太宗都自称是老子李聃的后裔，不仅如此，道教在唐代还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宋代道教大昌其道，连曾经香火鼎盛的佛教都受到了排挤。元代开国大帝忽必烈十分尊崇道教，使得道教在元代兴盛之极。明清之后道教才开始有了式微之相。
2、对哲学的影响：道和道教的精神与思想对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观念发生过并一直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学说在我国文化发展史和宗教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道教推崇的道教经典《老子》、《老子指归》、《老子想尔著》等书文约义赡，言辞隽永，是不朽的哲理专著，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光辉巨著。道教思想追求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万物为师”、“和谐相处”等至今仍是当代社会重要的哲学思想。
3、对中国科技的影响。道教科技是道教文化中最珍贵的内容，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传统科技有过重大贡献，李约瑟博士曾经指出：“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们同希腊的前苏格拉底的和伊壁鸿鲁派的科学哲学家有根多相似之处。……道家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所谓道教科技是指道教学者的科学思想及其科技成就，包括某些同道教神仙方术揉和在一起的有科学技术价值的内容。其范围甚广，涉及文理工农医等等多种学科，其中，道教外丹黄白术，对中国古化学和冶金学有重要贡献。内丹学则在人体科学奥妙的探索、包括生理心理学、脑科学，老年学、气功学等多项领域有卓著成绩。气功、导引、存思、守一、睡功、辟谷、食疗等在身心医学、体育学、营养学、养生学等领域取得了极为独特的成就。道教医药学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道教中的房中术亦包含有诸多性医学、性心理学的合理科学成分。道教在天文、地理、博物、本草、矿物、铸造等多种领域都有突出贡献。道教的美容术、测绘学、武术、兵法等学科都有很丰富的科学成就。
4、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道教在它漫长的1800多年历史中，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建筑中的宫观，雕塑中的石刻造像和石窟艺术，美术中的《八十七神仙图》、《朝元仙杖图》、《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书法中的王曦之作品、灵飞经册，音乐中的珍品《流水》、洞经音乐、纳西古乐，文学中的青词、游仙诗、志怪小说、传奇、散文、戏曲、道教诗等无不深受道教的影响，中国艺术史的经典之作几乎都与道教有着或远或近的联系，受着或深或浅的影响。
道教之所以能如此直接地灌溉中国，如此深远地影响中国，莫不与为道教提供创教土壤的都江堰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四、都江堰是领导河工技术的灵魂
都江堰不仅在政治与文明上灌溉了都江堰，它的治水精义与工程技术在科技上同样灌溉了中国。早在汉代，都江堰特有的竹笼装石筑堰法已经在全国推广和应用。
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黄河发生特大水灾——决口，据记载，河水泛滥成灾，涉及4郡32县，淹没、冲毁农田居地15万顷，房屋4万所，最深处水达3丈。这次水灾逼得负责治水平患的御史大夫尹忠治水无力而自尽。
而令人意外的是，如此迅猛的水灾居然被一个来自四川资阳，叫王延世的河堤使者给解决了。他用的方法很简单，以竹笼长4丈，大9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他仅用了36天时间，就修复了黄河决口的河堤。高兴不已的汉成帝不仅提拔王延世为光禄大夫，而且，还将复堤之年（公元前28年）改为河平元年。
其实，王延世治理黄河所用之法，就是秦代在修建都江堰时发明的河工技术。而王延世正是因为熟悉都江堰工，亲自观摩了李冰用“破竹为笼，以石实中，累而壅水”之法在都江堰之西南25里处修建的楗尾堰后，才毛遂自荐出任河堤使者，把这种方法带到了黄河流域的治理之中。
今天，都江堰的工程技术依然运用于黄河的北展的改造和济南堰的建设。其引水闸的选择运用了“宝瓶口”的经验；其泥沙处理借鉴了都江堰的溢流飞沙、凤栖窝沉沙等办法；灌溉总渠与泄洪道的设置运用了都江堰密如蛛网的排灌系统；为确保黄河的防洪安全和安排好展区群众生活而专门设计的中堤岛是都江堰分水点的应用与扩大，它也将济南堰分为内、外两河。济南堰利用都江堰的治水理念与工程技术，巧妙地解决了济南防洪、城乡供水、引黄保泉和城市景观问题，正确处理了黄河现阶段的泥沙问题。
岂止竹笼曾经治理于黄河，都江堰的其它治水经验如六字诀“深淘滩，低作堰”。八字格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乘势利导，因时制宜” 和“杩槎”、“干砌卵石”、“羊圈”等独特的工程技术都曾被广泛运用于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防洪抢险之中，同样发挥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都江堰的水虽然不能灌溉黄河、珠江、淮河等大江大河两岸的土地，但是它的治水经验与河工技术却已默默地延伸到了中华大地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江堰用它独有的科技灌溉着华夏大地。
五、都江堰为中国提供了大饥荒与大战乱时的避难所
都江堰（和都江堰所造就的四川）对中国的灌溉还体现在中国出现大饥荒时与大战乱时的庇护与濡养。因此，余秋雨才会说：“有了它（都江堰），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
自汉始，因为都江堰的灌溉与滋润，富庶的天府之国就曾多次赈济了全国性灾荒。仅汉代就有三次，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刘邦接下秦国的烂摊子之后，战火并未马上熄灭，诸侯并起，人民因失去田地而导致产生大饥荒，人与人之间相食，全国死者过半，刘邦于是下令人民“卖子就食蜀汉”。紧接着汉武帝时山东又遇上河水泛滥成灾，导致“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最后不得不“下巴蜀粟赈之”。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水潦移于江南”，人民再次陷入罕见的大饥荒中，这次又是四川出来解了围，“下巴蜀之粟致涪陵”。
唐代自开国之初，即开始依靠四川，因此有“依剑蜀为根本”之说。公元618年，高祖李渊缔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关中饥饿的人们入蜀，度过饥荒。618年，李袭誉从四川运米到长安，充实京师。620年，窦轨率领精悍的川军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领川军顺岷江而下，直捣江陵。在这个封建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由强由盛极而衰走向没落的途中，都江堰与四川对它的支撑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王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选择南避入蜀，从唐玄宗李隆基开始，唐德宗、唐僖宗都曾把四川作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和复兴地。而且，唐玄宗和唐德宗均利用四川的财富重新收复了长安。
纵观中国近两千年历史，这样的庇护与濡养从没有间断过。
到了20世纪初，四川对多灾多难的中国给予了更大的支持。1935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军事地图前，坚定地说：“只要能够坚守四川，守住西南，哪怕丢失了关内的15个省，也一样能够打败日本。”四川因此而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有数据显示，仅1941年-1945年，国民政府在四川征谷8228•6万石，占当时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四川一个省就负担了30%以上。另一方面，且不说修公路，修机场、运送各种物质，征用了数以百万计的四川民工。单是八年抗战中，前后应征参军的就有300万人以上，达到了平均每13个人中就有一人入伍。
四川在抗战时期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避难所。张大千曾经在都江堰寓居了四年，董寿平在都江堰寓居了九年，南怀瑾、钱穆、冯友兰、袁焕仙等在都江堰寓居了四年，于右任、林森、黄炎培、黄宾虹、冯玉祥、老舍、关山月、叶圣陶、张恨水、曹禹、臧克家、绿原、陈白尘、熊佛西、吴祖光等一大批文化精英来到都江堰，来到四川，将这里作为他们最后的文化土壤。与此同时，国内的大批名校相继迁川，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上海光华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南京陆军大学、中央工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等48所国内重要大学纷纷迁到四川，在这里摆下了最后的课桌，四川成为当时全国教育最发达的省份。同时迁入的还有工厂600余家。
抗战胜利后，《新晚报》曾经发表了社论《莫忘四川》，文章写到：“四川对于抗战的贡献是特殊的，抗战期中，四川不仅成为中枢政府所在，容纳了所有全国性的行政机关，养活了不愿做奴隶的官民，就支持抗战一事而论，征兵征粮，以四川的负担最重，出钱出力，又总是率先倡导。假如没有四川，我们就不能想象抗战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而四川的富庶与稳定又是都江堰所赋予的。因此1943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陪同下参观都江堰时，他激动地说“都江堰是中国的骄傲，它为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起了支持性的作用。”
与之不谋而合的是，20年后，2006年第四期《中国科学探险》杂志将该期的四川都江堰专辑命名为“都江堰灌溉中国”。
余秋雨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散文大家、戏剧家、美学家和人文学者之一，所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国文学史》等在中国文化史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中国科学探险》是目前与《中国国家地理》、《文明》等齐名，影响最大的人文地理类杂志之一。而他们都相继提出了“都江堰灌溉中国”这一命题。人们不仅要问：一个灌溉面积为1000多万亩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为什么能灌溉中国？
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加论析。
在论述之前，有必要对“灌溉”一词的含义稍加分析：此处的“灌溉”不仅是指江水对大地的浇灌，对万物的滋润，而更为广泛的含义是一条河流所产生与繁衍的文明对这片流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浸润和泽被。因为岷江流经过都江堰之后，一江碧水就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是自然之河，它灌溉农事，泽被大地。一条是文化之河，它积淀历史，涵养文化，滋润巴蜀文明。
同时，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是都江堰市区域内的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它是一个系统水利工程，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这三大工程只不过是它的渠首工程，是它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如果用占地面积来比较的话，它占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面积不到万分之一（当然渠首的作用也至关重要的）。都江堰除了渠首工程之外，还有内江总干渠、江安河、杨柳河、牧马山灌渠、走马河、徐堰河、清水河、沱江河、府河、东风渠总干渠、毗河、柏条河、蒲阳河、青白江、人民渠、黑石河、沙沟河、三合堰、西河、通济堰等19条渠系， 37条干渠、总长达3550公里的分干渠60条；还有灌溉面积在万亩以上的支渠272条，总长达3627公里，灌溉面积在千亩至万亩的斗渠2848条，总长达11847公里，灌溉面积在千亩以下的农渠34868条，总长23172公里……涉及幅员面积达21700平方公里。四川的很多地方都渗透着都江堰的水系。因此，文中论述时将反复提到的不仅是都江堰，还有四川，我们是把都江堰放大到四川这样一个地域范围内来谈论的，因为在四川很少有地方没有受到都江堰的恩惠，何况，整个“天府之国”都是由都江堰所造就的。
一、 都江堰是解读中华文明的钥匙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正流，而长江文明只是中华文明的亚文化。但是随着河姆渡、三星堆、金沙等一系列遗址的发掘，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长江和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两大源头之一。而以都江堰为中心的江源文明则是长江文明的源头。
在明以前，岷江一直被作为长江的源头与正流，号称“大江”。
明崇祯十二年（1640），明代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横穿云南，对金沙江、澜沧江、丽江等诸水流实地调查勘测，弄清了岷江以西还有雅砻江和金沙江比岷江更长，写成《溯江纪源考》和《盘江考》，详细论证长江和盘江的水源，认定金沙江为长江的源头。
从地理学意义上说，金沙江是长江之源无可非议。
但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说，岷江才是长江之源，岷江位于长江上游，岷江是蜀中人民的母亲河，生命线，江水冲击形成了成都平原，孕育了蜀中文明，又因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造就了“天府之国“。北方的草原文化沿江而下，南方的荆楚文化溯江而上，在都江堰产生了融汇和碰撞，加之这里丰美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积淀和频繁的人文活动形成了岷江流域文明——“江源文明“，而以都江堰为中心的都江流域文明则是江源文明的灵魂之所在。江源文明为蜀人最早开发的文化，创造了独有的治水方式、体系、体念和理论，形成了“上善若水”，尊重自然的精神，开创的“东别为沱”经验贯穿古今。
江源文明成为蜀国早期城市文明的摇篮，古代蜀国依靠这一文化，创造了辉煌的长江上游文明，使成都成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
都江堰的水文化、水文明不仅仅是世界水利史上的明珠，劳动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具有孕育和发展文明的深厚意义，清流千里的都江堰不仅是成都城市发展的摇篮，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而且还是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原动力。渠首工程之后的都江堰大型水利体系呈扇形向东展开，就形成了今天以成都为代表的锦江文明。因此，以都江堰水文化为主要内涵的“江源文明”对西蜀文明、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以，著名作家余秋雨在谈到都江堰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时，它认为：“都江堰是解读中华文明的钥匙！”这是对都江堰非常精到而准确的评价。
缺少了都江堰这个长江文明的原动力，江源文明和长江文明不可能有今天这样辉煌灿烂，中华文明也会缺乏长江文明的重要支撑而因之黯然失色。
二、 都江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夏商周等名义上的统一，但却并没有形成实际意义上的统一民族和国家，真正的统一国家，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奠定了统一国家的基础，他创立的许多制度，在几千年中，仍然为后人所沿用。秦朝之所以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这里面还有都江堰的汗马功劳。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兵伐蜀，浩荡的大军以势如破竹之势将巴国与蜀国纳入了秦的版图。于是，秦国把以楚国为主要对象的统一全国的战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战争需要储备大量的物资作保障，为此，非常重视生产的丞相范睢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成都平原。在人们对地理知识尚不能完全认识的时代，岷江一直作为长江大主流，楚国位于长江中游，因此位于长江上游的蜀自然成为秦国的战略后方。范睢将发展蜀郡的经济提上了重要日程，于是，他向秦昭王推荐了聪明正直、德才兼备的李冰，接替张若为蜀郡太守。
秦昭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秦昭王的一纸任命改写了那个时代的格局，改写了那个时代乃至当代蜀地人民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因为他下了一道任命李冰担任蜀郡守的诏书，一个关心民众的官员有了一份实现自己理想与抱负的权力，对李冰、对国家、对人民来说都是一种幸运与幸福。
公元前274年，李冰开始着手修建都江堰。他率领数以万计的民工前后用了18年时间，到公元前256年，完成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建成后的15年间，凭借它的滋润与灌溉，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四川迅速成为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都江堰的建成一方面除了引水灌溉农田，更重要的是为了行舟，当时的川西水路航运已经可以直达长江中下游的江陵。李冰还开凿了第一口盐井，四川的盐业迅速崛起，其它以铁为主的冶金业，用于建筑的丹砂业也迅猛发展，从公元前230年开始，有10万秦国人迁往蜀地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垦广袤的平原，囤积的粮食使蜀郡成为当时秦国最大的粮仓。四川的粮食、盐、铁及其它丰富的物质资源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秦国的国都咸阳，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此外，四川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还可以不断地输出军士和民工为秦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秦国因为有了蜀郡这样一个富庶的战略后方，国力与日俱增，成为当时中国疆土上最强大的王国。秦王政六年（前241），秦在今陕西临潼东北与赵、楚、魏、燕、韩五国进行了生死决战，凭借四川坚实的后备，秦大获全胜。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予之地为黔中郡”，并在两年后统一了全国。秦国正是因为有了四川作政治与经济的后盾，所以在七国之战中才能“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国而统一天下”，自公元前476年进入战国时期起，各诸侯国经过250多年的纷争，终于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秦王朝。战争结束时，骄傲的君臣们不得不承认，没有蜀郡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援，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蜀郡的后援，真正的幕后英雄，正是那一座雄踞江源的都江堰。
秦兼并了六国，结束了战国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法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在经济上秦始皇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以秦国的圆形方孔钱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了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秦统一南方和东南，派遣数十万内地人民到南方去戍守，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南方，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实现了民族融合。在开发南方边地的过程中，秦始皇不仅修通了道路，还开凿了灵渠，使长江水系同珠江水系连结起来，对中原地区同南方、西南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对匈奴、越族的战争后，秦的疆域空前辽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这个广大地区内居住着各族人民，由于统一在一个国家政权之下，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增强了，并解除了各民族之间的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的统一就成为了一种传统。
秦统一中国的意义非常深远，这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影响。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继此之后，汉代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其影响的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
而秦统一中国的莫大荣耀与水利工程都江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没有都江堰造就的天府之国，秦就没有坚实的后备，秦灭六国的时间至少要延迟近百年，这将影响国家建设的进程。
三、都江堰是创立道教的物质温床
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本土文化之集大成者，被推为中国国教。对于道教文化，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认为：“中国文化的根砥是道教”，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认为：“对中国古代科技贡献最大的是道教”。它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科技、文学与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和重要意义。而道教的产生与都江堰有着非常深刻的关系。
公元前256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几十年后，造就了殷实富饶的天府之国。公元143年，109岁的张陵来到青城山。在这之前，张陵曾漫游天下名山，寻找创建道教的基地，并先后在天目山讲授老子，在北邙山隐居修道，在云锦山炼外丹黄白术，但他最终将创建道教的基地选择在了青城山。
张陵之所以选择在四川创建道教，除了青城山风景秀丽，是上古神仙眼中的洞天福地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四川已经是，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因为入教者必须交纳五斗米，时称“五斗米教”。当时四川以外的很多地方贫穷落后，民不聊生，不要说交五斗米，很多人连温饱都不能解决，又哪里有物质（五斗米）与精神（思想基础）来入教？而对当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四川人民来说，很容易接受，于是入教者蜂拥而来。张陵后来又建立了以巴蜀为中心的二十四治，标志着道教创教的成功，被称为天师道。
以后，其它地方才相继创立了道教的其它派别。中国道教在东汉时太平道因“黄巾起义”失败受到严重打击转入传教低潮，干家道和李家道都是家庭道，影响范围与影响力都很小，只有张陵在青城山创建的天师道自创教以来道脉不断，影响及东南亚和一些西方国家，成为中国传统宗教。
中国道教创建后，对中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的深远影响涉及政治、哲学、科技、文化和民俗。道教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就是都江堰对中国几千年来政治、哲学、科技、文化和民俗的灌溉。
1、对政治的影响，从张陵之孙张鲁开始，道教就开始推行政教合一，张鲁曾据汉中三十年之久。魏晋时期，从民间方士到豪门士大夫谈玄论道的风气日趋盛行。南北朝时期，道教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将人间封建等级制度移植于幻想的神仙世界，开始用道教神权来加强封建政权的统治。隋唐时代，道教一跃成为中国国教，举国上下莫不以尊道而自豪，时人李白、孙思邈、陆羽、杜光庭等皆是名闻天下的有道之士，连唐太宗都自称是老子李聃的后裔，不仅如此，道教在唐代还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宋代道教大昌其道，连曾经香火鼎盛的佛教都受到了排挤。元代开国大帝忽必烈十分尊崇道教，使得道教在元代兴盛之极。明清之后道教才开始有了式微之相。
2、对哲学的影响：道和道教的精神与思想对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观念发生过并一直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学说在我国文化发展史和宗教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道教推崇的道教经典《老子》、《老子指归》、《老子想尔著》等书文约义赡，言辞隽永，是不朽的哲理专著，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光辉巨著。道教思想追求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万物为师”、“和谐相处”等至今仍是当代社会重要的哲学思想。
3、对中国科技的影响。道教科技是道教文化中最珍贵的内容，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传统科技有过重大贡献，李约瑟博士曾经指出：“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们同希腊的前苏格拉底的和伊壁鸿鲁派的科学哲学家有根多相似之处。……道家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所谓道教科技是指道教学者的科学思想及其科技成就，包括某些同道教神仙方术揉和在一起的有科学技术价值的内容。其范围甚广，涉及文理工农医等等多种学科，其中，道教外丹黄白术，对中国古化学和冶金学有重要贡献。内丹学则在人体科学奥妙的探索、包括生理心理学、脑科学，老年学、气功学等多项领域有卓著成绩。气功、导引、存思、守一、睡功、辟谷、食疗等在身心医学、体育学、营养学、养生学等领域取得了极为独特的成就。道教医药学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道教中的房中术亦包含有诸多性医学、性心理学的合理科学成分。道教在天文、地理、博物、本草、矿物、铸造等多种领域都有突出贡献。道教的美容术、测绘学、武术、兵法等学科都有很丰富的科学成就。
4、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道教在它漫长的1800多年历史中，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建筑中的宫观，雕塑中的石刻造像和石窟艺术，美术中的《八十七神仙图》、《朝元仙杖图》、《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书法中的王曦之作品、灵飞经册，音乐中的珍品《流水》、洞经音乐、纳西古乐，文学中的青词、游仙诗、志怪小说、传奇、散文、戏曲、道教诗等无不深受道教的影响，中国艺术史的经典之作几乎都与道教有着或远或近的联系，受着或深或浅的影响。
道教之所以能如此直接地灌溉中国，如此深远地影响中国，莫不与为道教提供创教土壤的都江堰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四、都江堰是领导河工技术的灵魂
都江堰不仅在政治与文明上灌溉了都江堰，它的治水精义与工程技术在科技上同样灌溉了中国。早在汉代，都江堰特有的竹笼装石筑堰法已经在全国推广和应用。
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黄河发生特大水灾——决口，据记载，河水泛滥成灾，涉及4郡32县，淹没、冲毁农田居地15万顷，房屋4万所，最深处水达3丈。这次水灾逼得负责治水平患的御史大夫尹忠治水无力而自尽。
而令人意外的是，如此迅猛的水灾居然被一个来自四川资阳，叫王延世的河堤使者给解决了。他用的方法很简单，以竹笼长4丈，大9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他仅用了36天时间，就修复了黄河决口的河堤。高兴不已的汉成帝不仅提拔王延世为光禄大夫，而且，还将复堤之年（公元前28年）改为河平元年。
其实，王延世治理黄河所用之法，就是秦代在修建都江堰时发明的河工技术。而王延世正是因为熟悉都江堰工，亲自观摩了李冰用“破竹为笼，以石实中，累而壅水”之法在都江堰之西南25里处修建的楗尾堰后，才毛遂自荐出任河堤使者，把这种方法带到了黄河流域的治理之中。
今天，都江堰的工程技术依然运用于黄河的北展的改造和济南堰的建设。其引水闸的选择运用了“宝瓶口”的经验；其泥沙处理借鉴了都江堰的溢流飞沙、凤栖窝沉沙等办法；灌溉总渠与泄洪道的设置运用了都江堰密如蛛网的排灌系统；为确保黄河的防洪安全和安排好展区群众生活而专门设计的中堤岛是都江堰分水点的应用与扩大，它也将济南堰分为内、外两河。济南堰利用都江堰的治水理念与工程技术，巧妙地解决了济南防洪、城乡供水、引黄保泉和城市景观问题，正确处理了黄河现阶段的泥沙问题。
岂止竹笼曾经治理于黄河，都江堰的其它治水经验如六字诀“深淘滩，低作堰”。八字格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乘势利导，因时制宜” 和“杩槎”、“干砌卵石”、“羊圈”等独特的工程技术都曾被广泛运用于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防洪抢险之中，同样发挥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都江堰的水虽然不能灌溉黄河、珠江、淮河等大江大河两岸的土地，但是它的治水经验与河工技术却已默默地延伸到了中华大地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江堰用它独有的科技灌溉着华夏大地。
五、都江堰为中国提供了大饥荒与大战乱时的避难所
都江堰（和都江堰所造就的四川）对中国的灌溉还体现在中国出现大饥荒时与大战乱时的庇护与濡养。因此，余秋雨才会说：“有了它（都江堰），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
自汉始，因为都江堰的灌溉与滋润，富庶的天府之国就曾多次赈济了全国性灾荒。仅汉代就有三次，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刘邦接下秦国的烂摊子之后，战火并未马上熄灭，诸侯并起，人民因失去田地而导致产生大饥荒，人与人之间相食，全国死者过半，刘邦于是下令人民“卖子就食蜀汉”。紧接着汉武帝时山东又遇上河水泛滥成灾，导致“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最后不得不“下巴蜀粟赈之”。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水潦移于江南”，人民再次陷入罕见的大饥荒中，这次又是四川出来解了围，“下巴蜀之粟致涪陵”。
唐代自开国之初，即开始依靠四川，因此有“依剑蜀为根本”之说。公元618年，高祖李渊缔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关中饥饿的人们入蜀，度过饥荒。618年，李袭誉从四川运米到长安，充实京师。620年，窦轨率领精悍的川军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领川军顺岷江而下，直捣江陵。在这个封建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由强由盛极而衰走向没落的途中，都江堰与四川对它的支撑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王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选择南避入蜀，从唐玄宗李隆基开始，唐德宗、唐僖宗都曾把四川作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和复兴地。而且，唐玄宗和唐德宗均利用四川的财富重新收复了长安。
纵观中国近两千年历史，这样的庇护与濡养从没有间断过。
到了20世纪初，四川对多灾多难的中国给予了更大的支持。1935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军事地图前，坚定地说：“只要能够坚守四川，守住西南，哪怕丢失了关内的15个省，也一样能够打败日本。”四川因此而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有数据显示，仅1941年-1945年，国民政府在四川征谷8228•6万石，占当时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四川一个省就负担了30%以上。另一方面，且不说修公路，修机场、运送各种物质，征用了数以百万计的四川民工。单是八年抗战中，前后应征参军的就有300万人以上，达到了平均每13个人中就有一人入伍。
四川在抗战时期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避难所。张大千曾经在都江堰寓居了四年，董寿平在都江堰寓居了九年，南怀瑾、钱穆、冯友兰、袁焕仙等在都江堰寓居了四年，于右任、林森、黄炎培、黄宾虹、冯玉祥、老舍、关山月、叶圣陶、张恨水、曹禹、臧克家、绿原、陈白尘、熊佛西、吴祖光等一大批文化精英来到都江堰，来到四川，将这里作为他们最后的文化土壤。与此同时，国内的大批名校相继迁川，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上海光华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南京陆军大学、中央工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等48所国内重要大学纷纷迁到四川，在这里摆下了最后的课桌，四川成为当时全国教育最发达的省份。同时迁入的还有工厂600余家。
抗战胜利后，《新晚报》曾经发表了社论《莫忘四川》，文章写到：“四川对于抗战的贡献是特殊的，抗战期中，四川不仅成为中枢政府所在，容纳了所有全国性的行政机关，养活了不愿做奴隶的官民，就支持抗战一事而论，征兵征粮，以四川的负担最重，出钱出力，又总是率先倡导。假如没有四川，我们就不能想象抗战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而四川的富庶与稳定又是都江堰所赋予的。因此1943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陪同下参观都江堰时，他激动地说“都江堰是中国的骄傲，它为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起了支持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