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毕业分配
7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下发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开始向高校派遣工人宣传队。8月26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无产阶级要领导一切》，传达了最高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驻下去，参加学校中的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这样，时间只过了两年，共产党处理学生运动的方式，又转回了工宣队——变相的工作组。但这次是由毛所派，所以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仍然是依靠外界的强力介入，“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等话就不再提了。
27日，市革委派工人宣传队进驻重大，校革委会于是名存实亡。市革委实质上还是驻军说了算，54军调防去了云南，接防的是13军，军长是吴效闵。13军对重庆两派的态度与54军大体上差不多，最多态度上要和缓一点。
我所见到的，重大的工宣队主要抓了这样几件事：克服派性，大联合；制止武斗；毕业分配。
两派的人都回来了，我班的“左派”也回来了。原来保守组织的许多人已经对“文革”不感兴趣，但为了在毕业分配时有一个组织作为依靠，希冀能分得好一点。加之支持反到底的张西挺担任着省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所以他们的多数人又在“左派”的周围形成了反到底派。大联合就是开会，大会开了几次，小会基本上天天开。只不过在运动初起时是工作组通过年级党支部、团支部来召集，现在是工宣队来召集。我们班的大联合就是大吵架，只要开会就吵。派性和仇恨犹在，联合根本谈不上。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到底即是以王存信等“左派”为首。815派是童正蓉和涂植辉，幸好有他们出面来为815争公道。我们摊开来客观地看，不讲革命大道理，哪怕只说一般的道德，从运动一开始的所作所为，到底谁见得阳光？最起码我们没有帮着工作组、党支部背地里整同班同学的黑材料，把多年的同窗划成“右派”。
我这时开始对“文革”产生厌倦情绪，或者说是困惑。主要因为这样几点：没有是非标准，今天说你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明天可以说你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风险未知，今天你是忠于毛主席的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明天你可能就是阶下囚；中央文革利用这一派打那一派，然后又让那一派打击这一派，而他们始终都正确。其他的更深的认识那时还说不上。
制止武斗好办。因为两派，特别是815已经没有了实权，革委会被架空，想搞武斗也搞不起来。
再说毕业分配。按当时的政策，66级暂不分配，可在校领工资。我们67级本来应该在1967年毕业，可以拿工资了。但在1967年的9月，中央下来一份文件，说66、67级暂不分配，也不发工资了，毕业生可以在学校借生活费。分配完毕，到单位报到后再发工资，所借的生活费由单位从工资中扣除，归还国库。连66级原来发的工资也停发了，改为借生活费。而到68年又下发文件，将66、67、68三个年级一起进行分配，也就是把“臭老九”扫地出门。“臭老九”者，是“文革”中，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名列第九。连毛主席都知道，他曾戏言“‘老九’不能走”。
我专业67级的分配指标不理想，120个名额中大城市只有寥寥十数个，且多是机绝密单位。因时间紧促，要人的单位来不及编制计划，还有几十个人没有地方可去，要先到解放军农场劳动，也就是常说的军垦，待一两年后再行分配。云南省国防工办要12人，其他是一些地方厂。
差不多每个人都想到大城市，到条件较好的地方工作，这关系到个人一生的生活环境，非常地重要。工宣队布置学习文件，要求实行“四面向”，即是面向农村、工矿、边疆、基层。本来说毕业分配重在表现，但后来实质上主要看家庭成分，也就是家庭出身。采取先公布指标，个人填写志愿，最后由工宣队平衡协调，确定去向的办法进行分配。一些绝密单位的地点好，如成都的电子工厂，南昌的飞机厂等。我长期被认为出身有“问题”，不敢奢望到太好的地方。我填的志愿是湖北黄石市的新华水泥厂，是建材部的重点大厂。我到过武汉，那边的生活好，黄石离武汉一百公里许，不算太远。我当时分析，重庆、成都等地名额太少，竞争太激烈。黄石属中等城市，我来个中庸之道，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但后来公布的具体去向，把我分到云南省国防工办再分配。因为我们专业的分配指标中保密单位要的人数较多。而67级的人是在1962年政策环境宽松时入学的，大多数出身较差，成绩较好。所以凡是符合条件的必须到机、绝密单位。符合条件的人不够，于是我等“麻五类”也得以进机密单位。我班涂植辉、郑登厚、钟履鑫和我四人去云南省国防工办。我当时对云南非常生疏，还以为云南在贵州的东边，现找地图来看才知道是在贵州的西边。这时有知道情况的人介绍：昆明好，四季如春。云南的国防厂离昆明不远，在滇池边上，有一条林荫大道通昆明。还有冶金系的人愿与我专业的换云南国防工办的指标，那肯定不会太坏。所以我就接受了到云南的现实，其实不愿接受也没办法，必须接受。
我专业分配到云南的共有32人，我班另有王瑛、许在龙、黎定一到云南的地方工厂，王明才、万太学到云南文山军垦。
几十年后，听傅培林说，因工宣队刚到校，对学生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所以在每班指定了有两派的代表参加的分配小组。我班815的代表是他，反到底的代表是明道君。他们二人的派性观点不特别强，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他们当分配代表，结果傅分到了重庆钢铁公司，地点在嘉陵江大桥桥头，明谋到了成都市某政府机关。还有一条潜规则，据说54军留下话来，分配时要重点照顾815武斗队的成员。所以参加了302部队的戴桂青分到重庆机床厂，地点在道角。方大东也是302的，得以分到成都40信箱，在成都梁家巷。李林森因为301、302操办伙食有功，被照顾分到成都青白江化工厂，在那时都是最好的单位了。他们都已找好了对象，都没有造成两地分居。奇怪的是这些内情当时我们竟然不知道，糊里糊涂地就被打发走了。
毕业分配完毕，拿到了报到证。因为我们还要到云南省国防工办再分配一次，有人说早去可以选好一点的单位，所以大家就急急忙忙要走。我收拾好了行李，旧皮箱装书籍等物，被盖衣服等用油布包好捆成一大包，随身物品装在小包里。有人在校汽车队联系了卡车，把我们送到重庆火车站。于是，1968年12月17日，在冬天的一个阴冷的日子，我离开了生活了六年多的重庆大学。
这时，周孜仁正在“说清问题学习班”，为说清《大局已定，815必胜！》的问题和“黑后台”接受审查。
